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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南方 东方的西方”
-天津文化特性探微
一个人与他人不同的根本标志是什么?“个性”,这是心理学家们的答案。人且如此,一个城市也当如此。当我们每每从中外媒体中报道中国大城市的信息,时常看到的是北方的哈尔滨、大连,南国的广州、深圳,他们以自己独有的个性,向全国、向世界展示自己,更不用说北京、上海。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让世界了解一个开放的、繁荣的中国之外,自然展现出这两个迈向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的风采。
天津,中国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四个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呢?天津的“个性”,或确切地说——“特性”是什么?我们或能总结出很多——经济的、人文的、环境的……。
1987年国务院将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大京津总体规划中天津被列为“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
200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又将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那么,作为经济活动的升华与凝练,文化特性应是一个城市特性的终极。那么,天津的文化特性是什么呢?窃以为,天津是“北方的南方、东方的西方”的“商都”。
北方的南方
“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风味小江南。”这是清人华长卿的在《沽上竹枝》对天津地理的描述。作为九河下梢,天津地势低洼、河多水多构成天津与江南相似的地理环境。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建城,其主要的人员构成是来自于淮北的屯田兵勇,随后发展的漕运,又引来南方的船民、商人,形成了以会馆为基础的外省籍聚集区,也造就了影响至今的以淮北口音为基础的天津方言(在语言学上称:“方言岛”);鱼、米为主的饮食结构;迥异于传统北方雕梁画栋的砖刻灰墙的建筑结构;妈祖崇拜的宗教活动;船民遗存的“混混”青皮亚文化等等。这一切与中原的传统农耕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更有别于首善之区的北京。
1860年天津开埠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庚子之变、清朝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央政府的南移,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的相对割据,一方面客观上为三北广大地区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舞台。天津藉港口成为这一舞台的中心,进而带动了天津的出口加工业、洋行买办业(现代外贸的先驱)、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大批躲避风头的政治人物提供了物质、信息、交通、休闲的良好环境。而构成这一系列经济活动的主角大多来源于江浙、广东、山东等南方沿海地区,使天津的“南风北渐”的传统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变。在此期间虽然河北省周边地区破产农民到天津讨生活的人很多,甚至构成部分地区的主要居民,但他们没有掌握经济的语话权,在文化上亦属从属地位,即使残留的农耕文化在这里也变得更有南方风格(诸如“吊钱”,来源于北方农村的剪纸窗花,但要精致得多)。南方化的性格影响着天津人的生活态度。相比北京、河北等地的城市天津人的生活表现得更精致、市侩、不事张扬(这其中也有其他原因,稍后详述)。“北方的南方”应当是天津文化的显著特性之一。
东方的西方
正如我们谈到“中华文明五千年”,而实际上有系统文字论述的历史不过从三千多年的商周开始,而至今形成的文化体系(儒、释、道皆然)则是明朝程朱理学提出后才完善的那样。所谓天津六百年的历史,构成天津主流文化并影响至今的,窃以为应当在天津开埠后,且不说建城六百年中有三百年不过是个大兵营,即便是其后的漕运业留给天津的文化遗存也非常寥寥。而开埠以来“西风东渐”带给天津城市的塑造、文化的浸染却至今影响着天津人的生活。
“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这是人们在评价天津与北京在建筑风格上的不同所常用的话。天津目前也将“五大道”作为着力渲染天津文化特色的一个重点。以致现在天津市区内建房都要建“欧陆风情”,且不说片面宣传“五大道”是否恰当(小洋楼多是殖民主义和军阀集权主义的产物,其背后浸染着很多劳动人民和广大贫苦百姓的血泪),即便拿它作为天津的闪光点,在下认为也不能只谈建筑形式,而应从深层次了解建筑背后的故事,看到建筑体之外的街区城市规划、布局,建设理念和对今人的影响(现在的“意式风情区”,即老的意租界,是由一个叫费洛蒂意大利海军陆战队中尉在廿世纪一十年代规划设计的。现在的规划还不如九十年前的水平)。“西风东渐”带给天津的不仅是外在的建筑,而影响了城市的格局,人文素质的变化,乃至人的行为与风俗,这种影响至今与我们这个城市如影随形,实际上也造就了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经济实体地位的关键。
如上所述,廿世纪初以来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下降,天津港口地位和集散能力的提高,带动了天津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中外向形经济的特点(此种外向经济的模式与现今的经济模式虽有小异,但大致相同——历史啊,又转个圈回来了,但物旧人非)造就的一大批依照国外的规则要求办事的阶层,为培养服务这一领域人才而形成的教育体系,进而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城市人文体系。如今和平、河西城区的素质高,天津著名的学校,著名的医院,音乐厅、俱乐部、乃至“民园体育场”等等背后都有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影子。今天天津外贸、工商企业的业务、工人遵循的大多是解放前的那些商科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精英们建立的规则(一个小例子:现在公交车的记录方式来源于当年比利时电车公司的规程),即便是那些著名的爱国人士诸如张伯苓、宋棐卿也是基督教徒。天津人独有的在下午举行婚礼的习俗,实际也来源于基督教婚礼习俗。
这里特别说明的一个就是基督教对天津社会的影响。西方文化的源头来源于基督教,如今英美的主流文化体系也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清教徒)。天津开埠后基督教在天津传播,特别是基督教新教藉经济上的优势发展上层人士并以其相对开放的观念和灵活的传道与多样的融入社会的方式(清教徒精神: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美国布道家约翰 卫斯理总结为:“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使之在发展了大批教徒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有着基督教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建于天津(现在的天津少年宫),也是中国现代篮球的摇篮,中国第一个自主的基督教会在东门里仓门口(现在都有活动)。南开学校的教职员工有很多也是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背景的文化与企业精英所主导的精神的核心和渊源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清教徒精神(当然还有一些传统文化,但不是主体。从一些学校的格言上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又通过中学、大学教育传导到学生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来源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才是天津主流文化特性。
商都
如果说有哪个字能贯穿天津的历史,在下以为应是“商”。天津因商而起,因商而兴。得商之优,痛商之弊。不论是早年的漕运,还是近现代的港口经济实际上都是“集散”,是大物流,是商业的终极体现。特别是天津开埠以来,以其独特的港口、铁路等交通优势和特有的租界势力,成为三北地区(自然还包括外蒙古)的物流中心,虽然其后烟台、营口、青岛、大连也相继开埠但影响力和经济腹地范围都不及天津。其中的矿产品、农产品、皮毛等畜产品出口又带动的天津的相关工业、加工业。轻纺织品的进口带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当然,这里又是军火的渊薮。大集大散带来大量的人流,带动了相应的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特性又决定了市民的性格。重契约,急公好义,重实轻名。同时,狡黠、势力、安于现状、逐利忘它。所谓世俗文化的泛滥,实际是基于此种土壤。正因如此,即便是今天,天津工商体系仍然优于北京,开发区企业往往在天津设厂,在北京设总部,既是业务的需求也是一种文化的自然选择。有相当一部分人家祖孙三代都是工人,遵时守纪,干活拿钱,就是他的追求;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天津总是名列前茅;中远公司自迁到天津业务几何级增长,这些现象的内涵实际是文化积淀的产物。这是北京大爷和农民工们所不能比拟的。
商业的流通带来了人员的流通、文化的交融,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不管是什么戏曲、曲艺天津都能找到知音,越剧能在天津建立剧团,广东音乐能在天津建立音社,角只有在天津唱红才能走向全国。但同时,这种商业氛围下文化活动又处处体现快餐化、功利化、浅薄化。天津历史上没有什么开创性的文化人物(有些人或提李叔同,但他的成就成熟于南方,与这个出生地关系不大),曲艺短、快、刺激的特性也迎合了这一心理,就是宗教信仰也体现这一特点,即普渡众生的佛教式微(大悲院的火爆不过是近廿年的事),神道教火爆,既便如此,娘娘也由保平安变成了有求必应,成了“功利娘娘。”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原始文化》)。它具有历史性、群体性、影响性的特性。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化实际上就是谈历史——凝练的历史。我们不可能活在历史中,又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不知不觉,又处处存在。当然,今天再谈天津文化特性已不全是在下所言,要多彩得多。挖掘文化的优点加以弘扬,找到不好的文化加以隐弃,应当是在下撰写此文的出发点。让我们为天津骄傲,也让天津为我们骄傲。这应当是探寻天津文化特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