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小站练兵的历史(附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表)
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关节。它是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委派袁世凯接替胡
燏棻 在小站建立操练新建陆军——北洋军阀胚胎时期为中心,上自光绪元年 (1875) ,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下至 1920 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对外闭关锁国,不昧世界大势;对内因循清初定制,不思更张。其经制兵八旗、绿营的营制,军队的布防,不考虑国防战略、战术的需要,而是按维护王朝统治分布,以防止绿营将领拥兵自重为宗旨,“大小相制”、“集权与分割”,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其装备仍以传统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为主,只有少量的抬枪、鸟枪等旧式热兵器。直到咸丰年间曾国藩建成湘军,李鸿章建成淮军,才逐步引用洋枪、洋炮和战舰武装部分军队。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暴露了先进装备与落后军制间的尖锐矛盾,一些封建官僚鉴于旧军已失去效用,纷纷主张摈弃旧军制,建立新军制,仿效日本精学西法的经验,增强国力、兵力。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先后决定由胡燏棻在 小站编练“定武军”,由张之洞在江宁编练“自强军”。这两支军队,在营制、装备、训练方法等方面均仿效西方军队,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式陆军部队。胡燏棻等人对甲午战争作了沉痛的反思,不仅主张仿效西法创练新军,重整海军以 复海防,而且把学习日本、运用西法,提高到综合国力、加强国防潜力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底,袁世凯接统定武军,编成“新建陆军”。它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一套包括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军队建设思想。光绪二十五年 (1899) ,袁世凯编撰的《训练操法详细图说》,把他编练新建陆军时的全部训练操典、条令和规章加以汇纂,用以说明,根据西法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的训练内容。袁世凯基本摈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强调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严格实施西法训练,形成晚清军制的大转折。
小站练兵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清王朝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决意裁汰旧军队,模仿西方军事制度,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规定各省建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中央成立练兵处,统一全国军队的编制、番号、领导、指挥、装备,全国定编 36 镇,按各省实际分配数额。从军事需要出发,先后取消兵部、练兵处、太仆寺等军事机构,设立陆军部为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这一系列措施,揭开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史页。
重要战略位置
小站练兵在史学概念上所涉及的区域,与现行的小站区划不同,它涵括了青县马厂、塘沽新城、黄骅祁 ( 歧 ) 口、大港沿海及海河南岸津南一带的方围地区。这一区域,背靠华北大平原,面对渤海湾一段冲要的海岸线,是大沽海口的右翼二线防地,与京畿辅邑的天津城厢,声气相接,一军驻守,可以东援大沽要塞,西挟河北腹地,南指山东半岛,北控海河航道,进能挡关,退可纵横,是屯兵和防御的有利环境。小站的战略位置,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小站开发以前,地属几个朝代的不同的防戍系统,但毕竟是弹丸之地,很难从清以前的军事史中扑捉到它的轮廓,它被隐含在历代边戍范围之内。
唐代在北方用兵,今小站、咸水沽低洼地区,只是一片退海滩涂,为防御契丹的边戍地带。五代后晋石敬塘向契丹割让燕云 16 州,三汊口以北属幽州 ( 北京 ) ,三汊口以南属瀛州 ( 河间 ) ,津南和整个天津地域,全部陷入契丹。
北宋时期,海河是宋辽对峙的界河,其南是北宋领域。《通鉴长编》记载:“宝元二年 (1039) 夏四月戊辰,河北沿边抚司请予沿界河百万涡寨下至海口泥沽寨隙处置巡铺”。因而界河前沿哨所、巡铺林立,今小站地区地处“寨隙”,在哨巡之列。
界河之为边界,一直持续到金朝统一界河两岸,但防卫仍存。《金史》记载,金宣宗命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为副都统,“戍兵直沽”。戍的重点在泥沽海口及其佐近边方。
元朝建都北京,“运粮则自浙……以达京师”,由于路多折绕,一度由海运至直沽转北京。元朝傅若金的诗作《直沽口》叙述了当时海河“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的繁忙景象,描述了“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边戍特色。并把戍兵以沙垒筑巡铺,用芦苇编制帘笼,驻地蚊虫太多,秋天吃河蟹很便宜,以及使官的任务是收贮漕运大米,戍兵搜捕查拿向京都偷运的私盐等情景作了刻画,这首元诗与后来明代诗人“近海严烽戍”,“列戍分耕野尽屯”等语,都同小站建镇前边戍景象契合。
明永乐二年 (1404) 设立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四年设天津右卫,负责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明世宗时“于蓟、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隆庆三年 (1569) ,穆宗命总兵戚继光练兵蓟门,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防御日本入侵。戚继光专设“督司”,负责从山东境内杨家沟海岸起,经天津的小站一带,北至芦台一段防务。沿海建村庄、设驿站,传递军情。规定大站用 10 匹马,小站用 5 匹马,另在海边建立烽火台,发现日本入侵,点火报警。驿站大小,根据相距路途远近设置。歧口到马尾口 ( 今大港区马棚口 ) 用 5 匹马,马尾口至上古林用 10 匹马,上古林到潦水套 ( 今小站镇东西庄房村 ) 用 5 匹马。今小站地区当时已成为驻兵重地。
清沿明制,在葛沽始终设有守备营,重兵防御大沽一带海陆疆土。雍正三年 (1725) ,在海口芦家嘴设立水师营,又设理事同知住葛沽。天津镇总兵统辖镇标左、右营、四党口营、葛沽营、祁口营、静海营、武清营、……天津城守营。兼辖河间、大沽二协,务关等营。雍正十二年 (1734) ,始设葛沽巡检。乾隆八年 (1743) ,增设副都统 1 人,水师千人,大小赶缯船 24 艘,舟彭仔船 8 艘。乾隆三十二年 (1767) ,以海口无事,徒费饷糈,全行裁汰。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复设天津水师营千人。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1839 ~ 1841) ,先后调陕西、山西、察哈尔、黑龙江、吉林等地清兵及直隶兵勇 12000 余名,防守大沽南北炮台,新河、东沽、南道沟、葛沽、北塘炮台,北塘村西、天津贺家口、陈塘庄、咸水沽。二十二年二月,道光帝令纳尔经额坐阵葛沽指挥。同治八年 (1869) ,设大沽协副将,驻新城,防守炮台。
清朝数代,其北方对外防御体系,战略战术部署,主力部队设置,均是以小站地区为重点的。
周盛传练兵
周盛传是淮军著名将领。所统盛字军 ( 简称盛军 ) ,俗称老盛军,原为李鸿章的抚标亲兵,从咸丰三年 (1853) 到同治九年 (1870) ,转战于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完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的多次使命,是李鸿章所部各路淮军中的主力。 同治九年 (1870) 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盛军屯卫畿辅。同治十年 (1871) ,盛军移驻青县马厂。十二年 (1873) ,盛军兴建新城炮台,为往来方便,于马厂至新城之间,铺垫了马新大道,长 140 华里,沿大道设驿站, 10 里一小站, 40 里一大站,共设大站 4 所,小站 11 所。
光绪元年 (1875) 二月,盛军除留马队驻马厂外,各营移屯潦水套,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北侧设“亲军营”,以亲军营为中心,布设营盘,即盛正 ( 字 ) 营、传正 ( 字 ) 营、老左营、新左营、右正营、右右营、中左营、中后营、水师营、中副营、中前营、前右营、前正营、前左营、左右营、左正营、左左营。 18 座营盘与新城炮台相望,南扼祁 ( 歧 ) 口,东控大沽,遥相呼应,以张远势。盛军移屯马步兵共 13 个营,按绿营兵建制,每营 1440 人计算,共约 18700 人,另外,领唐仁廉部仁字营军队 2 个营 ( 因唐仁廉外调通永镇 ) 。盛军主要将领有右军提督卫汝贵、左军提督贾起胜,马队副将吕本元、张银龙;营务处提调戴宗骞、陈连升、周盛朝;正营帮带胡光华,右营营官栗万传,左营营官万建勋,后营营官吴永发等。
新驻营地本是海滨沮洳,居人寥寥,商贩绝迹,士兵购物需赴数十里以外,难以管理,为此,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东侧、亲军营之南侧筑城,建设了新的城镇,命名新农镇 ( 今小站镇 ) ,或称兴农镇。
新农镇东西北三面开城门,城内设东西走向“行营买卖街”。尔后,迁民来垦区领种,新农镇便成为小站一带的贸易中心。又以开屯兵勇,五方萃处,于是将镇外西南方 1 公里 许之全神庙改为新农寺,建盛军屯田会馆 ( 今会馆村 ) ,共 80 余楹房间,作为集事、娱乐场所。盛军购“诸洋械”为武器,光绪元年 (1875) 奉发“格林”、“四磅”各炮,暨“士乃得”、“云者士得”枪万支。光绪六年 (1880) 因“俄衅”,又购“哈吃开司”步枪 6000 支。在冬训中“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还挑选精壮士兵参加李鸿章亲阅的“悬靶考试”,“三百步能五枪全中的给银 50 两”,“四枪三枪者,奖赏有差”。
由于“饷源不济”,光绪三年 (1877) 各军统一减员二成,光绪四年 (1878) 春,遣散仁军 1 个营,“饷犹不给”,前军正营、左营、右营全部裁汰,左军、右军皆裁掉其左营。根据去弱留强的法则,“集阅诸勇,惟汰老弱”,然后重新整编。光绪九年 (1883) 八月,又把已经裁掉的 8 个营的二成队伍予以补足,为此,曾专派总兵卫汝成到徐州等地招募,十月初成军。
周盛传小站练兵采取的是寓兵于农的策略。从光绪元年 (1875) 开始,至六年,他亲率将弁在西起马厂东到大沽的辽阔土地上,挑河挖渠,建闸修桥,沟通了南运河与海河,以优良水质刷咸涤碱,使百里荒芜斥卤之地尽成膏腴,建成阡陌纵横,河网交织,咸淡分流的小站垦区,实现了南稻北移,培育成功名震中外的小站稻,为历史名镇小站奠定了基础。
盛军在小站屯营 19 年,其中先后有 6 年的时间致力于灾民的赈济,经费多半靠将佐集资。赈济办法主要是搭粥棚,开粥厂,“择平圹之地,架木为棚,覆束苇其上,又以泥涂附,以防火患”,“分路列号,界以围墙,使男女异厂而居”,“人各两餐,计口授之,日约米五合”,“夜为司守,领粥探问,皆有定时”。为杜绝非灾民混粥喝,“仿江南担粥法,碗粥二文”,“其实,开厂以后,就食之辈几如沟中瘠,虽一钱亦不忍令出”。灾后粥厂裁撤之日,“大口给粮二斗,大钱二百文,小口减半”。由于盛军连年赈济,灾民把盛军视为依靠,光绪九年 (1883) 十月,“来营求赈者共四百二十余村之多,以……营中屡次赈济故也”。
赈济之外,盛军还承担了抗洪抢险义务,光绪八年 (1882) “六七月间大雨,大城县南赵扶村子牙河西岸决口三十余丈”,淹了文安、大城数百里洼地。周盛传认为“救灾恤邻,义固不容恝视”,立即派马队抢堵,经过多次失败,雇募了有经验的人工,两面进占,日夜奋战 1 个月,两坝才告合龙。为了防止水患,盛军步队各营在减河两岸堆土牮十四五万立方米,保证了“秋收无害,乐岁声含”。
光绪十年 (1884) ,中法战争爆发,周盛波奉诏募淮勇 5000 人,赴小站防备训练。十一年,周盛传病故,周盛波统帅盛军继续屯垦、训练,扩建小站镇街。十四年,周盛波病故,盛军由卫汝贵统帅。光绪二十年 (1894) ,中日甲午战争中,盛军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