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致可以从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中国（1234）起，中经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元”、1279年消灭南宋政权统一中国，到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义军推翻、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止，其间约134年。
概括起来说，元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有三个。
一、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它对广大汉族地区实行全面的民族压迫与经济掠夺，使元代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得出来：
1、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
例如元军南下攻宋，官兵嗜杀，大肆抢掠，“财货子女则入军官，壮士巨族则殄（tiǎn，灭绝）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胡祗zhī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二《民间疾苦状》）。
2、在经济上大搞掠夺。
据《元史•食货志》载：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说明元代的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以维持其享受和统治。
3、在政治上实行歧视。
首先是社会地位的歧视。元朝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西域少数民族）、汉人（北方地区汉族人）、南人（南宋地区汉族人）四个等级。其中蒙古人地位最尊，南人地位最贱，汉人、尤其是南人的地位还不如色目人。
其次是任职的歧视。元朝政府中的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地方重要职位，也几乎都是蒙古人（还有部分色目人）把持。
还有就是法律面前的歧视。《元史• 刑法志四》记载：“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
上述这种深重的民族压迫，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直至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写的《宫辞十二首》还有“老娥元是江南女，私喜南人擢状元”的句子，表现出民族压迫下南人特有的心理。
二、元代是儒生地位空前低下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过去，儒生几乎是的唯一出路就在科举。但是，蒙古太宗入主中原以后，只在（太宗九年，1237年，金亡后三年秋八月）搞过一次科考，然后就一直到了仁宗延祐二年（1315）方才恢复。在这近80年的时间里，儒生几乎是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的。而且即使恢复科举后，科考也是时断时续，而且仍然体现不平等的民族的歧视思想。
首先是名额的不平等。元朝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把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分开举行——员额共300名，四种人各占75名，录取百名，各占25名。
其次授官的不平等。凡进士授官，蒙古人比色目人高一级，色目人又比汉人、南人高一级。而且上层官员，多为蒙古人和色目人。
由于儒生长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自然急剧下降。正因为如此，当时有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
其说源自南宋遗民谢枋得《谢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又见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
当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但儒生被忽视，却是事实。比如元世祖忽必烈曾当面斥责儒臣：“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而出使江南选拔人才的官吏也“止以卜相、符药、工伎为好人之优”。
文人地位的下降，对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党项族人余阙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明代人胡侍《真珠船》“元曲”条说：“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意思也大体相同。儒生不幸文坛幸。他们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促进了以元曲为代表的元代文学，尤其是元代杂剧的空前繁荣。
三、元代是一个文化融合、思想活跃的时代
元代尽管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儒生地位空前低下，但是元代又是一个文化融合、思想活跃的时代。
先说文化的融合。
蒙古铁骑虽然征服了汉民族的军队，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忽必烈灭宋，很快就接受了汉族文明。1271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有“大”、“首”义）之义，表明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他主持大都的兴建，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他任用许衡、姚枢等儒生。他还以宽容进而多少有些恭敬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忽必烈又并不数典忘祖，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他主持兴建的大都，形制是汉制的，但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这正好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汇。
文化的融合，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提高，甚而有不少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能够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hé人）、萨都刺（蒙古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杨景贤也有《西游记》杂剧。反之，汉民族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给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也注入了新的内容。如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这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接受了蒙族火葬的风尚；《西厢记》（“赤腾腾点着祅庙火”）、《争报恩》和《倩女离魂》提到“祅(xiān,yāo)庙”，就是从波斯传入的拜火教已深入到民间生活中并成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的反应（陈援庵《火祅教入中国考》：波斯旧俗，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又白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祅。祅者，天神之省文）。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六国朝》、《阿忽合》等曲牌（曲调），已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
再说思想的活跃。
元朝立国之后，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很快得到确认。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jiào，边塞）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金华黄先生文集》）。而儒学宗师的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然而，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自然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思想较为活跃。
   
元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元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叙事文学的兴盛，二是抒情文学的衰退。
一、叙事文学的兴盛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群体的壮大，适应市民欣赏口味的叙事文学在唐宋两代的基础上迅速兴盛起来。其中戏剧——包含杂剧与南戏，作家辈出，名作如林，成为元代成就最高的文学（艺术）。据统计，现存元杂剧剧本名目共有530多种，而作家，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的就有220多人，而且其中“无闻者不及录”，因此还应有许多遗漏。至于南戏，作品大约有二百一十多种，只是南戏作家知其名姓者极少而已。这些剧作家们往往有很高的创作热情，他们当中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如关汉卿等还“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公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在温州组成“九山书会”，相互切磋。而元代的戏剧演出，也极为频繁，拥有大量观众。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当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观者挥金与之”。 而城乡演出活跃，涌现了大批从业人员。夏庭芝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据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统计，当时可大体考知的演员有七、八十人。在作家与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戏剧取得了元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戏剧而外，小说也进一步发展。其中话本小说继续盛行，较有影响的有《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文言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娇红记》描写娇娘和申纯对爱情的热切追求，刻画极为深刻细腻，其在文言小说中的地位，竟使有人比之叙事诗中的《孔雀东南飞》。
二、元代抒情文学的衰退
相比之下，元代的抒情文学则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元代抒情文学的代表——散曲，虽然同样作者众多，作品也不少——隋树森《全元散曲》共收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而这显然不是当时散曲的全部——但总体成就远不如戏剧，尤其是杂剧。“诗词”虽然仍处于所谓“正宗”的地位，而且也有所创新，有些诗人像萨都剌、杨维桢也写出了一些令人目瞩目的作品，但就它们的总体创作而言，其成就纵向看远不如唐、宋，甚而是清代也不如，横向看也不如同时代的散曲。

[ 本帖最后由 alexander007911 于 2008-6-23 07:22 编辑 ]

文学知识厚重啊  向你学习啊

没有时间看那么多,斑竹总结了很多,非常感谢，一定好好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