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黄亚生:创业精神正在上海迷失
上海有很庞大的GDP数字,然而GDP很复杂。它告诉我们经济活跃程度的水平,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收入的分配情况。20世纪80年代,当上海的人均GDP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所下降的时候,平均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长,尤其是郊区居民收入。从1990年开始,上海市的人均GDP数据增长的速度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在1993年的顶峰之后,上海市的郊区居民的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退步趋势;上海的城市居民边际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是增加的,但增加的速度实在太慢,大约七年左右增加一点。
为何上海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假设是国有经济可以在居民平均经济福利增长迟缓的情况下实现发展。比如,国企可大力投资,然后通过利润分配过程获得巨额利润;政府财税收入丰厚,可以支持大型的投资项目;但居民收入因为高税收而降低。相反的,真正的企业主导型经济只有在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发展。在企业驱动型的浙江经济中,城市的人均GDP比上海高。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就是:浙江的GDP表现与其平均的居民家庭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上海则相反。与浙江人均GDP、城市家庭收入和农村家庭收入以及与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上海以上指标的关系完全相反。在政府主导的上海模式和企业驱动的浙江模式下居民所享有福利的区别不言自明。
此外,让我们再看下上海的创新能力。专利技术是衡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很好的标准之一。上海被证明在专业获得方面非常薄弱,尤其在以下两个因素中更为显著:一是上海起初在八十年代是作为技术创新的领先者,但九十年代后开始落后;二是上海接受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入,通过大量的投资,一个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使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上海似乎没有表现出有中国本土竞争力的经济景观的区域性质——并不具有较强创新性和不断升级的技术和产品能力。
1987年,共有575项专利被授予上海的个人和机构。当时上海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仅仅过了四年之后,1991年,上海专利数量的排名就跌倒了第九,上海不仅排在了北京之后,同时也排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农业省份四川、河南之后。从这些排名结果不难发现九十年代上海的创新能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九十年代的前五年,上海的专利排名在9和10之间徘徊:而九十年代的后五年,上海的专利排名在6和8之间徘徊。2004年,上海的专利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居广东 、浙江和江苏之后。上海科技技术潜力很大,他本来有能力阻止其技术地位的下滑,但它始终未能恢复到过去八十年代中期的那种技术领导地位。
事实上,相比浙江和广东,上海有更多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大学;在做研究的科学家数量上,差距更为巨大:上海的科学家数量是浙江的5.9倍,是广东的2.37倍。上海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较浙江和广东更多,甚至在政策和立法方面上海也获得了较广东和浙江更为倾斜的政策。
促使上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的私营企业非常薄弱。事实上,印度应该有能力从观察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归纳出这个事实。只有政府才有资源和能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同时建造3000多座摩天大厦。从逻辑上而言,这个城市的私营企业部门一定是相对很弱的。
我们可以把本土私营企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小型家族企业和夫妻店,第二类是较大的私营企业。上海在两类企业方面都非常落后。这两个问题能够反映关于创业家精神的变化。根据2004年商务部的调查,上海的本土私营企业数量非常之低,这很容易使人得出上海没有创业家精神的结论。1991年上海几乎没有一个个体户,情况在随后几年有了很小的改变。1996年,每100户城市家庭中有2.3个个体户,2004年这个数据为5。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上海总是位列底部——1996年倒数第九,2004年倒数第三。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海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平线是建立在垄断资源的公共部门和大规模外资进入的基础上,而非具有活力的本土私营企业部门。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只强调政府部门和外资利益,而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